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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外文昌人 文昌人素称海外为“番”,出洋为“去番”或“过番”,寓居异邦的人为“番客”,而海外文昌人同粤、闽人一样,则称“中国”为“唐山”,自称“唐人”,归国返里谓之“回唐山”。清代末期才用上“华侨”一词。五十年代各国开始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把入当地国籍的华侨称之为“华人”,其后裔为华裔。 文昌华侨华人众多,约120万人,遍布世界50多国家和地区,主要聚居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该县境内归侨、侨眷约38万人,占人口75%,在文昌,没有海外关系的人很少。文昌,是地地道道闻名中外的侨乡。 海外文昌人已历经几个世纪,他们世世代代与居住国人民和睦相处,同甘共苦,艰苦创业。为居住国的开发与繁荣立下了不朽功勋。随着时代的进步,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地位与作用也日益显著,往昔被人瞧不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们也尽力弘扬中华文化,使之融化于当地文化。他们身居海外,心怀故里,历来真诚报效祖国,造福桑梓,尤为教育卫生诸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今天他们中90%以上已加入当地国籍,仍富有民族感,故乡情,继续为振兴中华,统一中国和促进中外友谊、世界和平奉献力量。 广大归侨侨眷是联系团结海外乡亲的桥梁、纽带。他们同海外乡亲同心协力,互勉互助。兴家园,富故里,所取成就辉煌灿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归侨侨眷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争取外援,开拓前进,各项事业都蓬勃发展,侨乡呈现从未有过的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中共文昌县委与政府一贯关心与保护华侨华人、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认真贯彻落实一系列侨务政策,处理侨界历史遗留问题,热心为侨界服务,排忧解难,赢得了侨心,激发了他们爱国爱乡的炽情,使他们成为建设侨乡的一支重要力量,加速文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文昌的外事工作,也取得可喜的成就。 第一节 沿 革 文昌先人最早出洋于何时,明代以前无文字可考,但多数学者倾向于宋末元初。宋代海南的大陆移民从唐代的7万增加到10万,其中闽南漳泉一带移民定居文昌者众,当时广州、琼州、雷州等港口都有外国船舶通商。船多来自大食和三佛齐(今阿拉伯和印尼),居住在岛东的文昌人利用航线之便,随船到南洋谋生,成为最早的“住蕃”,其后裔就成为当地的“土生唐人”。元世祖时,广州制造“征爪哇大船五百合”,派遣大船近千艘,士兵2万人远征爪哇,后告失败,不少元军官兵散居南洋各地,其中不乏文昌人。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中西交往空前频繁,南海航道空前活跃,文昌人出洋有所增加。据史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2),文昌境内连遭台风、旱灾袭击,封建统治压榨残酷,人民活不下去,只好逃亡异邦,另找生计,当年全县24203人,就有2000多人乘木帆船漂洋过海到暹逻谋生(有的途中遇台风而船沉人亡)。今泰国初贝岛等地的居民,都讲文昌话,仍保持文昌人的生活俗习,建起多处水尾圣娘庙。清代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681~1683),连年大旱,饥疫并行;道光四年(1824)四月,大旱、蝗灾、飓风接踵而来,灾民只好含泪离乡背井,出洋求生。在早期移居泰国的文昌人中,大多属于这种逃荒的灾民。据《琼州府志》载,清道光三年(1823)九月至次年八月,“渡海者以万计”,而文昌人居多。 1858年5月,清廷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海口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其时东南亚英、荷、法殖民地正大搞开发,锡矿业和橡胶业急剧发展,垦荒、筑路、开矿、掘河,建城市、设工厂,都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商业也随之发达,去南洋者不愁无工做、无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贫苦的文昌人到南洋谋生,并通过同乡宗亲关系,互相携带,人数逐年增加。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876至1898年的23年间,仅通过客运出洋的琼侨人数就达24.47万人左右,平均每年1万有余,最多的年分竞达2万余人,其中文昌人占半数以上,几乎都是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多从清澜、铺前乘三桅帆船于冬至前后启程,趁北风之势,随波漂流一个月左右,方抵越、泰、马、星等地。两港每年对开十余艘,每艘乘客百数十人 清末民初,政局动荡,战乱不停,生活艰难,青壮年男人出洋有增无减。以新加坡为例,从1902~1911年间,由琼海关出洋人数每年都在万人以上,特别是最后两年竞分别达2.8万与3.24万人。泰、越的情况亦类似。此时海口已有洋轮开往曼谷、新加坡各埠,春夏每月对开二、三次不等,每次多则载千余人,少则三四百以至五六百人,其中也是文昌人居多。 琼侨以往有一不合情理的禁例,即不准“海南婆”(妇女)出洋。后因明达侨贤极力反对,方渐渐解除。据载,民国12年(1923)4月间,该县的陈时新曾秘密携带妻室出洋,秘居在星洲山村。后被发现,在琼侨中闹起风波,幸得开通商家相助,请当地华民政务司出面干涉,方得平息。在泰国,侨贤林树兰是第一个响应贤达号召,致函故里妻室,附轮赴泰。林妻甫抵码头,还受到一些人侮辱,但由是破了禁例,之后该县妇女相率随夫出洋。 民国16年(1927)国共分裂,十年内战开始,而马来亚又处大开发、大建设时期,该县再度掀起新的出洋热潮。其中有不少革命志士为逃避国民党政权追捕、迫害而出洋。据琼海关的统计,1927年出洋人数高达48744人,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1937年日本侵华,1939年侵琼。为避战祸,大批侨眷携儿挈女,连带亲友,冒着生命危险,从清澜、铺前、宝陵、冯家、五龙等港口乘帆船,冲破日军封锁线,横渡琼州海峡,至广州湾赤坎、西霞(今湛江,当时为法国租界)避难,然后乘轮船到南洋各埠,投靠亲人,另寻生路。有的从陆路经广西进入越南,或经云南到缅甸。据琼海关的统计,1937年琼侨出洋由1936年的3.3万多人增至4.4万多人。1939年琼侨出洋达到最高潮,仅逃广州湾的人数“几达五万之众”,后经由琼侨总会的救济帮助,绝大部分转往星、马、泰等地。 抗日胜利后,又爆发内战,国民党政府抓壮丁很紧,为逃避抓丁,从1947年起,每年都有上千名适龄青年和侨眷搭轮船出洋。据《文昌县土改前后基本情况统计表》反映,从1927至1949年的22年间,文昌迁移国外人口达157206人。 解放后,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国内生活也比较安定,出洋人数锐减。1950~1960年有少量回国定居、读书的归侨侨眷出境倒回侨居国。1961年后,东南亚各国有禁令不准华侨入境,至1979年几乎没有人出国定居。改革开放后,东南亚及西方各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有明显改善,允许中国私人探亲、旅游、留学,甚至移民,于是该县出国的人数又日趋增多。出国定居的有几种情况:一是出国定居或经香港出国探亲、旅游转为定居;二是有婚姻关系,几乎都是出嫁姑娘,为数不少;三是劳务输出,多到日本,有少数留居;四是私费留学或技术移民,多往美国、加拿大、澳洲,有的已有居留权(蓝色卡),有的已加入当地国籍;五是向南美如苏里南等投资作生意。据该县出入境机关统计的数字,改革开放以来出国探亲、旅游的有18847人,出国定居的有451人。还有相当数量是通过其他市县出境的,无法统计。 第二节 繁衍与迁徙 本世纪二十年代前,乡侨中女性甚少,性比率严重失调,人口增长缓慢。据材料分析估计,当时海外文昌人约有15万人。二十年代禁例被冲破后,男人才敢带妻室出洋,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广大乡侨纷纷将家眷接往南洋,从此乡侨在当地繁衍生息,进展速度很快。据马来亚一名英国学者巴素著《东南亚之华侨》“人口志”一章的材料,1931年马来亚琼侨每千名男性与女性的比率为151人,是马来亚华侨性比率最低的。到了1947年,马来亚琼侨每千名男性与女性的比率增至554人,比1931年多3.7倍,性比率大致平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昌出洋人数有所减少,但海外乡侨人数却趋增长势头,到1950年,海外文昌人已近30万。 1950~1978年,由于国内外的政治因素,许多海外乡侨有家归不得,归侨侨眷想去与亲人团聚又去不得。这一历史原因逼使乡侨改变观念,已婚的在当地另立妻室,未婚的就地通婚。在解决双重国籍问题上,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乡侨,有90%以上顺潮流先后加入了居住国的国籍,第二、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口增长率更高。据泰国海南会馆书面材料,琼人1955年为27.8万人,1970年约40万人,1990年已升至70万人左右。新加坡文昌人九十年代已从五十年代的几万人增至十多万人,增加一倍。据该县侨务部门公布的数字:海外文昌人五十年代中期近30万人,七十年代约60万人,九十年代约120万人,每二十年翻一番。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海外文昌人几乎都侨居在东南亚各国。大战后逐渐流向世界各国。一是一批文昌籍海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沦落欧、美、澳等洲,战后成为当地居民,现已是三、四代了。二是五十至七十年代,先后受马来亚、印尼、越南、柬埔寨反华排华浪潮的冲击,广大乡侨为求生路,不得不冒险出逃到欧、美、澳各发达国家。据所得材料累计,这类乡侨流动达8万人左右。三是受欧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物质生活的吸引,东南亚各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文昌籍高级知识分子主动向西方国家进行技术移民,谋图发展自己。也有许多乡侨留学生学成留居不归。这类移民约一、二万人。海外文昌人已“遍布天下”。 第三节 人口分布 各乡镇海外人口分布大体是:县南(即重兴、会文、迈号、清澜、文城、蓬莱)大都侨居新加坡、马来西亚,次之是印尼;县北的铺前、罗豆,多侨居越南(现部分迁至欧美等洲),泰国次之;锦山、湖山、抱罗、冯坡、翁田等多侨居泰国,其他各国次之;县东、县中各乡镇,分散侨居新、马、泰、印尼等国。 一、亚 洲 泰国 据泰国海南会馆八十年代末公布的数字,琼侨约有70万人,其中文昌人50万以上,是海外文昌人最多的国家。73个府,府府有文昌人,主要居住在曼谷、合艾、彭世洛、南邦等地。老一辈绝大多数是清末至抗日前到那里侨居的,而今已是三、四代以上。 马来西亚 据雪隆海南会馆资料,海南人约60万,其中文昌人占一半以上,即35万人。老一辈以民国16年(1927)至日军侵琼前逃难者居多。多数居住在马来亚半岛的吉隆坡、槟城、柔佛、马六甲、森美兰、怡保等地,少数住在北婆罗州的沙巴、古晋等地。马来西亚每个州、县都有文昌人。 新加坡 人口300多万,其中78%为华人,琼人约占华人7.1%,文昌人约11万。乡侨到新加坡已有150多年历史。 印支三国 琼侨在越南约20万,文昌人约15万,占75%。大多数居住在西贡(今胡志明市)及以南的文庄、牙庄、平顺、顺海、富安等省。七十年代中期出现排华难民潮,文昌人约有5万多逃难出去,沦为难民。柬埔寨的文昌人聚居金边一带,约一、二万人。自七十年代战乱以来,有点财力的文昌人几乎都移居法国。在老挝约有一千多文昌人,主要在万象及一些市镇。 亚洲其他国家 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中,文昌人近3万人(不到华人总数的1%),主要聚居在望嘉锡和苏门答腊的棉兰一带,次之为爪哇、加里曼丹。汶莱,文昌人约2000人。菲律宾文昌人定居极少。日本,解放前文昌人只有留学生,解放后,开始有从港澳台和东南亚各国到日本找职业、做生意的文昌人。近年也有从大陆到日本留学、就业的。现定居的近5000人。 二、西 欧 在法国,文昌人有1万多,印支难民居多,聚居巴黎为主;其次是从各国移民过去的高级知识分子或留学生。在英国,文昌人仅以千计。丹麦、荷兰、德国、卢森堡、挪威、意大利等国家也有一些文昌人,多是沦落在那里的海员或是东南亚、港澳台的留学生、移民。 三、澳 洲 在澳大利亚,文昌人大约有1万多人,大量是逃难的越南文昌人。其次是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迁移过去的,最早是二战时期沦落该地的乡侨海员。近些年,从国内去留学、打工的文昌人也逐渐增加,多聚居墨尔本、悉尼等城市。新西兰的文昌人也有千人左右。 四、北 美 在加拿大,文昌人大约有5000人,多住在温哥华、多伦多等地,多数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汶莱等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新移民,还有越南难民,从各国去留学的文昌人,改革开放后,也有从国内去的留学生、技术移民。在美国的文昌人不下4万人,纽约琼侨社会形成于二战时期,当时沦落纽约的琼籍海员有300人左右,其中半数以上是文昌人,经几十年繁衍,现已增至2000多人。洛杉矶、三蕃市的文昌人,大多数是越南难民,祖籍铺前的居多。美国的文昌人中,东南亚各国及港澳台的移民约占三分之一以上(不包括越南难民)。八十年代以来,从国内流人的知识分子、侨属也逐渐增加。 五、南 美 南美是七十年代后才有文昌人定居。陈泽荣(昌洒人)从越南移居巴西经商,后到巴西的文昌人渐多。苏里南,1990年2月,青年韩穗群(翁田人)第一个经香港到那里创业,迄今从文昌移居苏里南已有200多人。 第四节 社会地位及其成就 一、经济领域 文昌人先辈到南洋谋生,大多当苦役,诸如垦荒种植(主要种橡胶、胡椒)、采矿、筑路等;有手艺的则当裁缝、理发、木匠、金匠等,因地而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许多文昌人又转当服务性杂工(多当洋工、店员、学徒)、工厂工人以及海员等。有本钱的开设店铺经营咖啡、鸡饭、杂货等;有的自办胶园、农庄或开农林副业加工厂等。海南咖啡、文昌鸡饭闻名天下。泰国的火锯、火砻多为文昌人经营。吉隆坡火车站的饮食业唯白延林氏家族经营。印度支那的胡椒园,大多是文昌人经营或参与管理。但靠白手兴业成名的甚少。马来亚三十年代的琼籍侨领王兆松(清澜人),开始在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制冰公司当推销员,嗣后自办冰鱼运销业,进而开拓多种项目,如房地产、橡胶、锡矿等实业和酒店、戏院等服务业,从吉隆坡一地发展到新加坡、怡保、巴生乃至香港等地,成为琼侨一巨富。同一时代的琼侨实业家郭巨川(南阳人),先在一闽人家中当杂工,有了积存,就买一山地,垦荒种木薯,并办起木薯加工厂,赚钱后大力发展橡胶种植业,在多处种胶2万英亩,1930年又与兄弟种植油棕5千英亩,被称为“橡胶专家”。泰国的冯尔和、黄有鸾(均是抱罗人)是抗日前的大药商,生意兴旺,大名鼎鼎。泰国的韩金元、符福临都是工商界蜚声一时的乡侨老前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获得独立后,华侨经济成为当地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泰、马、新等国逢上好机遇,经济飞速发展。文昌人的经济也随之应运而起,许多文昌人跻身工商界,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行家,甚至成了巨富、豪门、亿万富翁。 泰国 五十年代起泰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美国侵越战争爆发后,大量美国兵到泰国休假,这就成为华侨华人发财的机遇,于是餐厅、旅馆、夜总会、桑拿浴之类的行业应运而生。旅游业名家云昌任、吕先芙、黄宏萱、王禄益、齐必光等都是这一期间迅猛发展起来的,他们经营的酒家、宾馆均是泰京著名的旅馆。有的发了财后逐渐转向更有前途的产业,从经营一业发展到多行多业。金银首饰业是泰国方兴未艾的行业,文昌人中以往打金工人甚多,他们凭自己的技术,一有资金就扩展业务,成为金铺老板。泰国盛产稻谷,优质木材(柚木)多,是东南亚重要的大米、木材输出国。文昌人原在火锯、火砻等方面有较好的经营基础。机遇一到,陈庆椿、陈修炳(东郊人)、郭诗裕(抱罗人)、符开源(文教人)、韩连元、陈玉昌(锦山人)、符致炳(抱罗人)、黄闻彬(翁田人)等上百个木材、稻谷加工业的企业家,发展规模加大,速度加快。乡****侨先辈符大应(宝芳人),三十年代初就与昆季友好合开泰兴盛火锯厂,亲任总理,战后业务畅旺,又独资创设规模较大之泰兴盛火锯厂于北华埠,一跃而成为“泰华火锯业之巨子”。乡侨许觉非(锦山人),一生经营火锯业,所创的金林木业有限公司,规模巨大,当时在泰国无人堪与比匹,被誉为“泰国森林业之王”。在建筑行业中,闻名的有陈运焕、符鸿和、潘先芍、冯所瑛、林树松等。近代也有文昌人办印刷厂、机器厂、铸造厂等工业。 在创业与竞争中,不少文昌籍著名企业家登上各行业宝座。吴乾基(锦山人)1927年赴泰谋生,15年后开始经营纺织业,先后开设纤维、织布、印染等17家工厂和公司,拥有40万纱绽的纺织机,4万多工人,他所开办的两个公司堪称泰国与东南亚第一流,被誉为“东南亚纺织大王”。1929年生于泰国的欧宗清(文教人),而立之年在人造花上创业,从经营原料进口入手,转而制造成品,从纸花到丝绸花,他所创办的有限公司从小到大,发展到拥有33个分厂、3000多工人的大公司,其产品不仅占领了日本和东南亚市场,而且还销往美国,被誉为 “人造花大王”,先后获得泰国多项优异奖。叶世忠(铺前人)艰苦创业,从初学修理汽车,到设铺经营汽车零件,到开办4个工厂、两个公司,生产汽车车弓、车掣、刹车皮等零件,被誉为“汽车零件商巨擘”。郑有华、有英、有美三兄弟承父创建的中央洋行,扩展为拥有7家分行的大洋行,是泰国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大洋行之一,1990年李鹏总理访泰时,由泰国总理陪同参观了这家中央洋行。 蜚名泰国的工商界企业家还有:制药大厂家许书标(宝芳人),其精心创制的“红牛牌保健品”畅销亚洲各国;林猷仁(抱罗人)经营的大西洋制药厂,配制的300多种药品,质量优良,畅销泰国,远销亚洲、南美等地;华商巨子张光嶷(翁田人)一手抓三业:信托业、保险业、地产业;企业家云大珍(罗豆人)一人经营酒店、金行、珠宝行、汽车行、布匹行、建筑行、冰厂等六种不同行业;土特产出口名商张光利,除土特产出口外,还经营酒家、保龄球场,办酒精、醋酸厂;大企业家符绍登(东路人),先后创建运输、建筑、宾馆、银行、开矿等行业,财力雄▲厚;富有创业精神的范南平(龙马人),一生经营旅店、饮食、建筑、养殖等11种生意,财源广进;富有朝气的企业家林鸿鹏,曾创保龄球场,为誉满全球之美国AMF保龄球场产品总代理,被誉为“保龄球王”;家具巨子韩泰畴(铺前人),创办的“S.P.S集团公司”,员工1000多人,生产的电视机壳、高级音柜、组合家具,60%出口,成为泰国木制品生产和出口的大户之一。此外,泰南的陈升海、陈升雄(新桥人)、泰北的林猷权(罗豆人),均是大名显赫的琼侨企业家。 琼侨(以文昌人为主)的经济实力已从过去的倒数之首跃居前二名,仅次于潮人。 马来西亚 有名的企业家诸如邢福鑫(东阁人)先在一家印务公司任职,1965年离职承领吉隆坡颇具规模的艺华印务公司,改名鉴印务公司,自家经营,业务蒸蒸日上,后在八打灵新区购买两块地皮,盖起两幢新工厂,并购进自动化彩色印刷机器十多台,规模宏大,业务扩展,进人世界印务先进行列,在马来西亚屈指可数。龙学品、云逢豪趁东南亚建筑业大兴之际,凭自身的技术与经验,办起永建筑有限公司,先后承包星马十多处大建筑物的建筑基础打桩工程,并经营原材料销售业务,声望远扬东南亚;后来又兼营地产业和宾馆,经济实力跃居琼侨榜首。王茀诚(会文人)为主几兄弟创办的王兄弟雪柜工程公司,从修理起家到生产制品,经营规模与日俱增,产品远销东南亚与西亚,王茀诚被誉为马来西亚“雪柜大王”,成为大马38家创业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王茀赞、王茀善等在槟城创办的塑料厂,生产保丽龙、塑料造型等多种产品,供不应求。其胞弟王茀煌设计、建造的“四季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为大马科技工业争了光。陈振川一家白手起家创办的西方糕果厂,产品畅销国外,人们称之为“cake(即蛋糕)王”。云昌海(重兴人)专门修理各种先进的豪华轿车,已成汽车修理业中的一秀。符气崑(会文人)几兄弟经营的船餐室(西餐)有几个分店,颇有名望。陈德裕(清澜人)是水产品批发商大户,生意兴旺。 新加坡 五十年代前,海南人在商界少而弱,仅在小坡有3条不长的小街——海南街,经营饮食、布匹、百货之类的小铺和侨批、客栈等行业。绝大多数的文昌人是打“红毛工”(即洋工),当海员或从事理发、裁缝等手工业,收入微薄,生活困难。他们多住在海南村的■■阿答屋和锌瓦屋,常失业。 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仅20年就变成亚洲四小龙之一。文昌人的经济生活也随之改善,特别是职业变化更大。多数当服务员、厨师、机电工、司机、警察等,部分当文职人员,当教师、科技人员等,经商办企业的也增多。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文昌人开始办起中西餐馆、酒吧、旅馆、夜总会等。王禄谦(昌洒人),1969年起先后同徐光鼐(新桥人)等投资合创办四海大酒店、金钻酒楼夜总会、万金楼剧院酒楼夜总会、金都剧院舞厅夜总会,且自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生意越做越旺,对新加坡的旅游业、酒店服务业影响甚大。王振高(冠南人)1970年独资创办峨嵋大酒店,驰名遐迩。原打“红毛工”出身的史立谐(会文人),凭借西餐烹调技术,精心经营起“爵士”名牌西餐厅,从1家发展到13家,成为新加坡拥有西餐厅最多的老板。王茀万(头苑人)等经营的长堤、长屿、万宾等海鲜酒家(楼),令人青睐,宾至如归。挺拔在海南三街的京都大酒店,是一幢综合性宾馆,是李有仁(清澜人)于七十年代独资兴建与经营的,可谓海南人之冠。詹行銮(头苑人)经营的施伦谷旅店,环境幽雅,设备豪华,西式装饰,颇有名气。文昌人经营的旅游公司近二十年已发展到6家,有一定的竞争力。 在新加坡城市建设中,不少文昌人从技术工发展成空调、电器、建筑等工程行业的大小老板。李有仁亲手创办的李星光电器工程集团,专门承接星马等地大规模电气工程,该电气工程(私人)有限公司,专门配制各种电箱、电纽控制器,除供应当地外,还远销柬埔寨、印度、马来西亚等地,为新加坡国家争取外汇,获得当地电器界高度赞誉。符致瑶、吴和风、郑庭藩、梁定华、詹忠正等都已成名家,并向各国发展。 在工商界艰苦创业,成为琼人闻名企业家的还有叶保山(昌洒人,机械商)、符建轼(宝芳人,电器电脑商)、邓文珑(铺前人,高级皮鞋服装商)、陈闻珊(清澜人,电器商)、华开瀛(蓬莱人,成衣工业)等。九十年代从印度尼西亚乔迁过来的符运锡(文昌人),经营多种行业,资本达亿元(新币),可谓海南人中的大富豪。在马来西亚还保留其橡胶园、油棕园的实业家陈治云(迈号人),其子女在八十年代末发扬其创业精神,又在沙巴开垦2000英亩(1.2万亩)荒地,种下油棕,现已收获。 亚洲其他各国 文昌人在越南多为打工仔,市镇上的小商小贩多开咖啡、烟丝、杂货店等,也有搞汽车运输的,工商大企业甚少。老家会文的陶对庭,三、四十年代就在西贡堤岸办汽水厂,雇工100多人,颇有名气。在农村有少▲数庄园主,雇工搞农业、畜牧业。七十年代中期受排华打击后,经济大伤元气,九十年代开始恢复。柬埔寨的文昌人在城市上经商的不少,有个别富商铺宇连成街;在农村里,也有经营胡椒庄园的。七十年代多次受冲击,经济一直不景气。在老挝,文昌人多经营小商店、小木坊。 印度尼西亚的文昌人,先辈几乎是胶园劳工,成为胶园主的极少。八十至九十年代其后裔多转行经商,开餐厅、旅馆,办中小型企业,财力不大,但也有闻名的企业家,如李兴存、兴福、兴华三兄弟(南阳人)就办有五金、家用电器、器材供应等商行,创办蓝天国际酒店和富家白钢厨具厂,在北美还有商行。苏门答腊的张新梁、新梧几兄弟(头苑人)和雅加达的符气胜等,也是颇有声誉的。但大多数人还在贫困中度日,他们已多次在排华浪潮中渡过,常感不安宁。汶莱的文昌人,小商为主,由于政府对华人限制过甚,生意不好做,一些人向北美移民,林熙书、韩勉元、韩琼元等是琼侨中的强者。 西方各国 迁居西欧、北美、澳洲的文昌人,职业多样,以餐馆、旅店、公司内的服务性职工和工商界管理人员、营业员以及各种机关文职人员为主。技术移民多从事科技研究、大专院校教学和研究,企业技术、机械的管理与指导。也有开超级商场、中餐馆、糕果店、水果店、时装店(厂),办服务性行业和搞贸易的,但为数不多。在美国南加洲从事商贸的约占20~30%。从越南逃出移居美国洛杉矶的吴坤汉、吴坤治(铺前人)经过艰苦创业,办起几个规模颇大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还兼营房地产、金融、国际贸易等业务,是琼侨大富翁。澳洲的王大师(清澜人)原为海员,二战时沦落悉尼,从工人到小贩,从摆摊到开餐厅,进而兼营冰冻食物批发、房地产等,成为当地富有华人之一。二战期间当海员沦落丹麦的符德胜(公坡人),与洋人妻子惨淡经营餐馆,颇有成就。在巴黎,文昌人经营的餐馆、时装店,都颇出色。移居南美苏里南的文昌人,几年间已在首都帕拉马里博先后办起33家杂货店、酒吧,有五、六家已扩大成超级商场。在巴西经商的陈泽荣、邢益栋,生意兴隆。 二、文化、教育、科技领域 (一)办华文教育 文昌人把重视文化教育这一优良传统带到海外。早在民国10年(1921),泰国海南会馆云竹亭、符福临、符奉莪(皆文昌人)等贤达就发动琼侨创办育民学校(后改名育民公学),并办夜校。越南堤岸海南会馆里办三民小学,规模不断扩大。新加坡的文昌人在本世纪初就参与创办琼侨日校育英学校(后发展为中学)、夜校15所(后增加到26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琼侨创办的学校有育英、培群、醒华、化蒙、英汉、汉光、星华、培达、振群、育民等,其中不少文昌人任校长、教师。在名牌南洋华侨中学执教的有王卓如(龙马人,后聘为该校代校长十多年)、王振南、卢涛。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各国反华排华,限制或禁止华文教育,华校受挫,甚至被封。八十年代前后,这些国家渐渐对华文教育松绑,海外文昌人又同其他华侨华人一起为恢复与加强华文教育而努力。马来西亚三十年代琼侨创办的南华、乐群、侨南、务德、中华、三民、玛琳、益华等8所小学,在没有当地国家经费资助的条件下,琼人仍然踊跃筹资,坚持办学。新加坡的培群学校,由于琼人锲而不舍,不惜财力支持,由搬迁重建到不断扩建,现已有二千多名学生,成为新加坡六所种子学校之一。历届校董会理事长赵玉山、李有仁,校长符德新、陈经源,主要赞助人石钟桂都是文昌人。闻名企业家王茀诚,极力支持华校建设,任吉隆坡侨民学校董事长时,曾以“武训精神”发动华人捐款一百多万元马币,兴建教学大楼。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他还亲自到中国几个大城市高校,联系接纳马华留学生,博得好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琼人社团还设立奖学金、大学贷学金等机构,奖励子弟努力学习和深造。 (二)教子成材 海外文昌人历来重视教子成材。为了适应国际经济市场竞争和科技时代发展的需要,家庭多困难都尽量让子女上学读书。有条件的甚至请家教,送子女上最高学府或到英、美、加、澳等科技先进的国家留学深造,得个好学位。老一辈文盲、半文盲居多,近二十年来,年轻一代文化素质有明显提高,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较为普遍。荣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和专家、教授、中高级科技职称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泰国泰南海南会馆第九届36名理监事中,有子女157名,取得大学学士学位52名,高中毕业65名,读中学的40名。新加坡的文昌年轻人中,大专文化程度的约占30%。有的一家几位专家、学者、教授,有的从文盲之家变为知识分子之家,还有“教师之家”、“经理之家”、“科技之家”等。下面介绍乡侨中知名度较高的各类人才。 工商界 泰国的郑有华、郑有英,一个赴美留学,一个毕业于易三仓商业学院,学成后与兄弟精心经营其父创建的中央洋行,并不断扩展,成为泰国最大的洋行之一。马来亚著名种植家、企业家郭新,其后代均受过高等教育,其子郭开始、郭开定均获硕士学位。郭开始5个孩子分别留学英、美、澳和在当地深造,学有所成,各显其能。郭开始留德归来,曾为中国造纸业做出贡献,后重返新加坡,发展铸造机械工业,为新加坡工业界争得甚高荣誉。在巴黎的潘诺,是琼侨中第一个获得法国国家博士(法律) 学位的学者,被当地中国银行聘为高级职员。 律师界 在二战前是找不到文昌人的。而今已占一定比例。泰国10个律师中3个是文昌人。新加坡文昌人开办的律师事务所有好几家,几十人,陈序传、刘必贵都是专业出身而行时的名律师。马来西亚也有知名的律师陈泽玉、骆义平等。 教育界 在中学、大学执教或当领导的大有人在。新加坡五十年代以来就有几百文昌人进入教师队伍。第一个获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学位的林徐典(会文人),1965年起就在该大学任教并主持系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出版专著多本,学术论文100多篇,主编中学《华文》课本共12册。新加坡著名学者、教育家吴德耀(迈号人),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联合国官员,1947~1948年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1957~1971年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1971~1980年先后任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并潜心研究中华文化,名著有8册,各科专论百余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教授詹道存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翁世华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主任林鸿图硕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林廷高博士,均祖籍文昌。东南亚各国及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大学里,也有文昌人执教任职。 科技、学术界 邢福钜(东阁人),是美国航空机械工程博士、航空工程专家,他是进入美国联合技术公司飞机制造厂的第一位中国人,担任制造发展部主管,主持三个技术系统研究,经多年研究,有军用高速飞涡轮内冷却系统、轴承方面的转动轴承、涡轮机气密封三项发明,获得奖金,并先后发表数十篇技术性的报告与出版论文专著。其弟邢福泉,是哲学博士、美国大学教授,在佛教、艺术、国际关系等领域有精湛研究,主要著作有4本,学术论文80篇。获美国宾州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林汉生(会文人),历任美国加洲大学历史教授、美国太平洋研究所主任、《研究专刊》总编辑,发表中英论文30多篇。医学界也有海外文昌人的精英,吴瑞琼(女,会文人),是新加坡著名眼科专家,任新加坡国家眼科中心和多家医院特约专科顾问,曾在国内与国际专业会议和刊物上发表论著11篇,受到同行称赞与重视。在加拿大任教授兼医师的韩培元医学博士(抱罗人);在泰国最大的喱叻医院任教授,兼任吞武里医院董事长的医学博士林鸿文(冯坡人),都是琼侨中有名望的医生。 新闻、文艺界 出名的海外文昌人更多。新加坡海南人中堪称作家、诗人的有44人,其中31人是文昌人。如散文家莫河(黄昌虎,迈号人),漫画、杂文家翁翼(清澜人),诗人、学者詹尊权(头苑人),诗人、小说家陈昌亿(蓬莱人)、力匡(郑健柏,文昌人)、烈浦(陈川强,昌洒人)、卢涛(昌洒人)等。著名画家有陈世集(文城人)、符致珊(文城人)、姚天佑(重兴人)、潘正培(抱罗人)、欧世鸿、梁其栋(会文人)、韩绍丰(迈号人)等。新闻、电视、广播事业中有许多老记者、老编辑。韩山元(公坡人)是新加坡《联合早报》高级编辑兼高级记者;王振春(迈号人)任《新明日报》编辑,《源》季刊主编;史可扬(林明洲,会文人)任《联合晚报》编辑主任;潘正镭(公坡人)任《联合早报》副刊主任。马来西亚知名的文昌籍文人有:文艺界知名人士黄爱民(笔名端木江)、范高贵(迈号人)、著名作家李忆著(女,迈号人)、翁诗杰(冠南人,笔名方野)、王昌波(笔名雅波,文昌人)、著名新闻工作者韩觉夫(积淮,湖山人)、著名雕塑家严松泰(清澜人)、著名作家、知名诗人陈明水(笔名孟沙,潭牛人)、陈学夫(清澜人)等。泰国、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薄弱;以华文写作的文人很少。泰国的符绩忠(昌洒人,笔名岭南人),是著名诗人,泰华写作人协会副会长,堪称泰华文艺园地里一朵瑰丽的奇葩。在老一辈的文人中,林谦(原名林猷谦,罗豆人)、云昌潮(龙马人)均从事过教育、新闻工作,后来合编《泰华社团史集》、《海南旅泰华侨志》两书,昌潮还主编《东南亚琼侨人物志》,可作为侨史研究资料。云白成(龙马人),是泰京华文报纸活跃的撰稿人,大量中泰友谊、访问中国的游记登于多家华文报刊。英国手提琴家李经国,祖籍也在文昌。 三、政治领域 海外文昌人原来经济地位不高,革命性却比较强。二战前,他们积极参与居住国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正义斗争。当时马来亚反帝反殖的工运甚为活跃,参加工运的就有不少文昌乡侨,并起着一定的组织领导作用。星洲洋务党总支成员多数是文昌乡侨。在马共和抗英同盟会组织里,就有许多文昌人,有的还当领导。二战后,他们在英殖民统治者残酷的高压政策下,仍英勇不畏,顽强斗争,直至推翻英殖民统治而后已。越南在长期反法、抗日、抗美的斗争中,文昌乡侨始终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参加武装斗争,有的还成为优秀领导人或英雄。邓焕香(铺前人)在斗争中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团长一直升至兵团司令、南方海陆空三军中将副司令。1975年4月指挥解放西贡市时,因救战友而壮烈牺牲,被追认为烈士。越华名侨领邓焕苯(铺前人),1947年毅然放弃城市富裕生活,进入槟知省解放区参加革命活动,并把父亲在该省留下的400多亩农田献给革命政府,40多年来他为越南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卓著,获得越南党和国家授予一级抗法勋章、一级抗美勋章等多枚奖章。 在二战时期,文昌乡侨与居住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日。在泰国的“泰共”和“自由泰”组织中,在“马共”及其抗日人民军和其他抗日游击队和自卫团中,都有众多文昌乡侨。马来亚下彭亨州抗日军第七独立队第十四中队,约200人,其“组织成员十分之九系琼州侨胞”,文昌人又占其中绝大多数。司令员张祺是重兴人,党代表王秀槐是文城人。对敌斗争战果辉煌,共杀敌五六千人,打死日军司令员一人。 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华侨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公民,得以参与当地政治事务活动,发挥其重大作用,文昌乡侨在这方面的表现是突出的。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泰国先后有28名华人担任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官员,其中祖籍文昌的就有9人。如黄闻波曾任副总理,云茂杰曾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云逢松曾两度任财政部长,罗彰兴、韩蔚光曾任商业部副部长,陈崇财曾任农渔部副部长等。祖籍文昌的云天良(云茂保),是泰国一位杰出政治家、外交家,32岁就任外交部副部长,1932年泰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他当选为第一届外交部长,年36岁,之后先后任财政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顾问团主席等职,曾获泰皇授予拉玛五世“尊宗高王一级荣誉勋章”,并受封为“昭拍耶”(公爵),为华人中最高爵位,1952年又蒙泰皇册封为枢密院大臣。泰国各级政府官员、军警、司法等都有祖籍文昌的。符用贵(文教人)曾留学美国,回泰后任泰王国警察厅福利局警特级上校副局长,后晋升该局少将局长,系泰王警史中晋升将级最年轻之警官。祖籍翁田的陈玉兰也在泰国警界任职,递升(警察)中将。 马来西亚政坛上也有文昌的英杰。符兹美(会文人)曾任马来亚联邦驻联合国代表,兼联合国第四委员会首席代表、联邦上议院议员等职。社会活动家朱运兴(文城人)曾被选为马来亚联合邦国会首届立法委员,历任教育部副部长、霹雳州警察后备团总团长。社会名流林猷昌(会文人),1958年当选吉隆坡民选市议员,1965年被委为雪州行政议员。祖籍文昌的云时进,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祖籍新桥的黄循营,曾任青年文化体育部副部长。翁诗杰(祖籍冠南),既是青年作家,又是政坛新星,1989年被选为雪兰莪州国会议员,次年被选为国会下议院副议长,是马来西亚开国以来最年轻的副议长,也是第二个华人担任此职务。曾任琼侨社团领导人的林熙鸿,曾被选为雪兰莪州议员,马来西亚上议院议员。 在新加坡,祖籍文昌的华裔登上政坛高位的渐多。独立初期有任国会议员、劳动部次长、文化部代理部长、国防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宝芳人),任对外贸易发展部部长严崇涛(清澜人)。先后当选议员的有钱瀚琮(会文人)、符喜泉(女,祖籍头苑)、马宝山(祖籍重兴)、罗明士(祖籍迈号)。马宝山还任贸工部兼交通政务部部长。获伦敦大学法学硕士的赵锡燊,年仅23岁就任新加坡政府律政部法律顾问,政府高院司法委员,多次代表新加坡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各种会议及国际公法立法会议,为联合国各国代表团中年纪最轻的代表。 在老挝,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凌绪光、卫生部部长云大仪博士,也是文昌人的后裔。 第五节 社团组织 一、类别与分布 十九世纪中叶,琼人出洋大量增加,逐渐在越南、泰国、星马等地形成琼侨社会,开始创办起自己的社团组织。类别有:(一)地缘性的乡谊团体,如神庙、会馆、公所、同乡会等;(二)血缘性的宗亲团体,即各姓氏公会、宗祠等;(三) 业缘性的工商团体,即行业组织;(四)慈善机构;(五)兼有性的文体团体,包括俱乐部、剧社、业余体协等。各国琼侨情况不同,其社团的历史、形式也有不同。 泰国 神庙是琼侨最早的社团组织形式,斯后宗祠、家社、公所、会馆等才相继建立起来。文昌人素信水尾圣娘、天后圣娘等神明。为祈求神明的庇护保佑,以求得自存与发展,先侨就在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筹资创建三清水尾圣娘庙,后经乡侨数次集资修葺扩建,使之更加宏伟、完善,至今香火仍旺盛。之后几十年相继建起十多个圣娘庙和昭应祠。而今泰国73府,凡有琼侨的县、市必有水尾圣娘庙,且成为琼侨聚集的场所,也成为海南乡土文化、传统美德弘扬和扩展的中心,据统计,泰国有283个水尾圣娘庙。泰国海南会馆是由原清末建的琼州公所、琼岛会所和战后组织的工商联合队协商统一后,于1946年2月组建的。泰北枢纽彭世洛府治、泰南大城市合艾均琼侨众多,也相继成立泰北、泰南海南会馆。此外,有十多个省府、县府设琼侨社团。在曼谷,还先后成立林、云、韩、符、冯、何、陈、吴、王、张、邢、梁、李等琼籍十三姓宗亲组织。泰国琼籍工商界人士于1990年4月在曼谷成立泰国海南商会。 马来西亚 全马有68个州、县设立海南会馆(或琼州会馆),马六甲、槟城、太平、古晋、麻坡、陈厝港、新山、巴生、吉隆坡、雪隆、安顺、纳闽坡、登加楼、森美兰等海南会馆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的。1933年成立马来亚琼州会馆联合会(现名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成为全马琼侨的最高领导机构。全马只有符、林、陈、周四姓成立宗亲会。 新加坡 共有57个海南社团。海南会馆创建于1856年,是在东南亚琼侨建立最早的社团组织,下面各地区的海南同乡会是该会馆的集体会员。还有海南协会(原海南青年协会)、善志社、德侨互助社、琼联声剧社、新兴港琼南剧社、琼联友剧社、琼侨咖啡酒餐商公会、知行俱乐部、华友会;有符、陈、林、云、吴、韩、庄、严、梁、杨、何、朱、谢、翁、王、黄、许、张、李、周、范、郑、詹、潘、邢、龙等琼籍姓氏宗亲公会。还有文昌地缘性同乡会,如沙港、重兴、南壁、泰家、溪北、仙林、南湖等同乡会。 其他国家 越南岘港以南各省府都有海南会馆,甚至有些县级市镇也有海南同乡会,排华期间曾一度停止活动,近几年开始恢复活动,海南人聚居较多的地方,也有水尾圣娘庙等神庙。印尼原在雅加达有琼州会馆,1965年后已被政府取缔。法国巴黎,七十年代琼侨才组织起海南同乡会、海南青年体育会,其规模居华人社团中的第二位。建立海南同乡会的国家还有澳洲的墨尔本、悉尼,加拿大的安省、温哥华、多伦多,美国的纽约、北加州、南加州、德加州、休斯顿等,多是七十年代后建立的。 二、文昌人在社团中的作用 海外文昌人,特别是老前辈,有着强烈的民族感、家乡情,乐于参加社团活动,为社会服务,具有“有难同担,有富共享”的传统美德。许多知名人士既是实业家,又是社会活动家,在为社会服务中形成侨领。所以在琼侨社团的成员和领导人中,有一半以上,甚至绝大多数都是文昌人,他们发挥很大作用。 泰国海南会馆的创始人和历届理事长云策臣、云竹亭、云逢椿、陈来琼、陈香林、符大应、符绍登、陈昌耀、张光嶷、云昌任、潘子明、欧宗清、郑有英等,都是文昌人。在他们一届接一届的努力下,馆务有很大发展。诸如兴办育民公学,建筑新旧山庄(公墓)、扩建会馆大厦、创设医务所、设立奖学金、创设海南公祠、兴建养老院,而后扩建会馆礼堂,建筑新型体育馆等。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的创立,是由乡侨郭巨川、郭新、王谟仁及王兆松等首先发起组织的。迄今已历经三十届。其中乡侨林照英任第四届主席,乡侨郭新连任第五、六两届主席,乡侨张星垣任第七届主席,乡侨符致逢连任第八、九届主席,乡亲朱运兴连任第十~十二届、第十五~十八届主席,乡亲林熙鸿连任第十三、十四届主席,乡亲郭全强连任第廿六~廿八届总会长,乡亲张文强连任第廿九~卅届总会长。 马来西亚乡侨龙学品八十年代任雪隆海南会馆理事长时,同陈群川、云逢豪、邢福鑫等侨领发动琼侨建造“天后宫”,堂皇富丽,美仑美奂,是华人社会罕有的宏伟建筑物,成为当地一个旅游胜地。华人来此观光,总爱拜一拜天后圣母。 新加坡会馆(天后宫)二战后经60余年沧桑,房宇塌坏无法修复,当时会馆主席符致逢(昌洒人)毅然发起改建馆宫的倡议,经过10多年的艰苦筹措和兴建,才于1962年告竣,次年举行大厦落成典礼。九十年代初李有仁任天后宫主席期间,先后主持筹款1100万元新币兴建乐善居老人院和海南工业大厦,为乡侨办了两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新加坡林猷利(昌洒人),在新加坡琼崖林氏公会任职30多年,其中当选五届正副主席,为兴建林氏大厦立下汗马功劳。著名侨领赵玉山,是新加坡华侨旅业总会发起人,历任会长多届,是南洋赵氏总会创始人,连任会长10年,又历任知行俱乐部主席、琼南客栈公会理事长、华友会会长、培群学校董事长等13个职务,被聘为5个团体的名誉会长。1965年和1980年荣膺新加坡总统颁赐公共服务B.B.M(L)最高勋章。 越南,文昌籍侨领符林英,二战后历任越南华侨总商会第二届理事长、华侨救济总会主席、华侨调剂会董事长。陈和(迈号人),1948年任西贡琼府会馆主席。知名人士韩柏光(铺前人)在越南期间,曾任海南同乡会主席,为乡侨兴办福利事业,筹办华人中、小学,深博侨胞称赞。1978年逃难到美国南加州洛杉矶定居,八十年代初又发起组织南加州海南同乡会,被选为最高顾问、监事长等职。乡侨邢益栋(会文人)原在越南西贡经商,曾任西贡海南会馆主席,后移居巴西。美国全国家庭医学院院士韩国平(清澜人),曾任南加州越棉寮华裔协会首届理事长、南加州海南同乡会会长。菲律宾华商朱兴任(迈号人)曾任菲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在丹麦的符德胜(公坡人),任丹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在法国的乡侨谢盛耀、符气岑、王和源、韩行准等,任过法国海南同乡会正副主席。在日本,知名人士文国杰(公坡人),八十年代曾任旅日广东同乡会主席。 三、社团活动 为了适应华侨华人社团面临的新形势,各国琼人社团组织都在探讨其宗旨及活动形式,进行必要的革新,存优汰劣,丰富内容,以满足乡侨的意愿。 一是多办福利,让会员多得实惠。多数会馆、同乡会、宗亲会都设奖学、助学基金,老人补助、丧葬费,并设立专门机构,制定章程,按章办事;办老人院、幼稚园、武术气功训练班等。 二是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中心,形式多样化。新加坡海南会馆常举办讲座、展览、演讲比赛,出版画册、书刊、专集,组织文艺、学术交流。泰国的海南会馆、宗亲会很注意组织会员、乡侨回海南寻根问祖、观光旅游;组织学生同海南学生开展夏令营活动;邀请有名琼剧团、中学文娱队到泰国各地巡回演出,让乡侨加深对故乡的了解与感情。法国巴黎的社团在海南建省当年,邀集同乡举行庆祝活动,共享建省高兴之情。 三是吸收更多的中青年一代加入琼侨社团组织,改变年龄结构,变老年人多为青、中年人多的新局面。许多侨领都担心会员老化的问题,正在采取措施解决。 四是有些社团根据市场经济情况,举办各种技术训练班,提高会员职业素质,或举办经济管理讲座,开展有关学术交流,甚受会员的欢迎。 第六节 风俗信仰 海外文昌人基本保持中华文化、传统风俗和伦理道德,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地民风的影响,西方文化的渗透,国籍的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信仰也在革新,在继承、同化、西化中进化。但在不同国家里又有不同体现。 一、传统观念在变 早期华侨有着浓厚的传统封建意识和乡情观念,文昌人比他籍华侨更甚之。他们出洋作客谋生,不带妻室,不背祖宗牌,两手空空而去,稍有了积存就返里省亲团聚,年老了就考虑还乡安度晚年。不准妇女出洋的禁例冲破后,为了谋求安宁与发展,纷纷携挈妻室南渡,但仍留长辈在故里守家,并对他们关怀备至,汇款不断。孩子大了,还要送回祖国读书,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把希望寄托在祖国和家乡。乡侨加入居住国的国籍后,国家观念变了,家乡观念也淡了,“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转变为“落地生根”的新观念。近二十年来,许多乡侨的家里已另立祖宗神牌,逢年过节不用拜天,文昌人的后裔这一变化更快。原禁止华文教育的泰国、印尼等国的乡侨,学的是当地文化,讲的是当地语言,甚至连名字也改用当地的,对中国对故乡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感情更薄,他们对国家对家乡的理解已是不同内涵。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华文还在华人中流通,但对中国对故里的感情也远不如长辈。大多数华人已不把自己看作中国人,而只看作是一个民族——华族。但大多数后裔都承认自己的根在中国,在文昌,都懂得华人与中国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中国强盛了,华人地位也高。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西方文明也渐渐溶化中华传统的道德伦理。年轻人家庭、家族的观念变淡,虽然仁义孝悌之类的美德仍占统治地位,但家庭结构却不同,夫妻同堂、两代同堂代替了“四代同堂”,跟年老父母同住已渐渐减少。新加坡政府虽然提倡“四代同堂”,也有优惠政策,但效果甚微。老一辈乡侨很重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他们是会馆、同乡、宗亲组织的支柱、骨干,但年轻一代对此不感兴趣。在英语流行的国家,人们之间称谓只有“X (姓)先生”(Mr.)“X太太”(Mrs或Madam);孩子对长辈亲友只有“叔叔”(uncle)、“阿姨”(aunt)之称,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搞不清。有一些年轻人不谈亲情、族情、乡情。多数还是认祖宗,拜祖先,有民族感情,但基督教徒是不拜祖先的。 二、与祖籍大同小异的民情风俗 婚姻 与祖籍的习俗基本相同,有提亲、订婚、行聘、结婚的过程,但一般都从简或合并,缩短时间。没有明显提亲这一步,只须女方交出“八字”,由男方请算命先生“合命”,认为合适无克就可以定婚。要不要订婚这一步,则由双方决定。择日给女方过大礼(也称行聘)是不可免的。现金欢喜“8”字,如888元或4个8字,糕点多用蛋糕,猪腿则用“猪腿罐头”代替。结婚仪式多依旧俗,但一天内办完。婚前女方要“开面”,婚日清晨新郎到女方车接新娘,午前到男家举行拜堂、吃槟榔(以茶水代之)、喝团圆汤(用莲子、红枣、百合、龙眼、红糖煮汤,其意是甜甜蜜蜜,团团圆圆,百年合好,早生贵子)。家庭婚宴,吃槟榔,要给新郎、新娘送礼(一般是大红包、首饰)。接着就到旅游胜地拍相留念,而后新郎陪新娘回娘家“作郎家”(本应第五天才行此礼的,仅用一刻办完)。礼品中烧猪不可少。晚上(一般选在周末晚上,这样亲友才有时间) 男女两家在酒楼合设婚宴,一般女方的酒席由男方赠送,宴散,婚礼也告完毕。婚后还有一个精彩节目,就是外出度蜜月,富人多出国度蜜月,一般人则在当地游玩几天。若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则按西方礼节到教堂举行婚礼。 节日 中华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元节、中秋节、冬至,海外华侨华人都开展活动。城市有人还度圣诞节,在泰国还欢度泼水节。至于其他民族的节日,华侨华人就极少参与。在这些节日中,乡侨最注重的是春节。除夕前就大扫除,买年货,添新装,摆贡年品等。海外春节只放一、二天假,一般拜神灵祖先、吃团圆饭、串门拜年等都在两天内办完。之后过年之趣味就淡了。新加坡华人拜年与别国不同,带两个柑桔就可以拜访。进门时,用两个柑桔向主人贺年,要走时主人也回赠两个,家家如此,非常省事。给亲友、小孩送红包也小,两块钱即可。也有大的,那是赠给贵宾的。海外乡亲平时极少串门,各忙各的,有事通个电话,只有逢年过节或遇上红白事才有机会相逢。 丧葬 海外乡侨丧葬仪式及过程均沿袭家乡旧习,没有多大改变。信仰基督、天主等教的亲友也来守灵,给死者烧香、叩头、哀悼。有两点与家乡不同。一是设灵堂,让家人及亲戚朋友闻讯都来守灵吊丧。停棺一般三、五天,多的一周至一旬。亲友一般白天都较忙,多在夜晚来守灵几个钟头,或到子夜,所以称之为“坐夜”。俗语云“恨生不恨死”,不管与死者生前有多大怨恨,只要是亲属好友都来,表示哀悼。“坐夜”之时既悲哀,也有麻将、骨排、饮料、小食消遣,是亲友会晤交流的好机会。二是除送挽联、挽额、挽旗外,还有“上白金”(即送现金)的礼仪,这也是对死者家属的安慰和相助,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好形式。 三、中华民族传统在海外发扬光大 海外老一辈乡侨秉承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许多乡侨贤士都坚信“天下为公”,乐于服务社会,兴办各种公益慈善事业。泰国乡侨多以捐资建学校、医院、会馆、公庙、佛寺,修公路,赈济灾民等作为回报社会、造福人群的德举。有的捐百万乃至上亿泰铢,受到泰皇、泰国政府的高等嘉奖。星马乡侨多捐建学校、会馆、天后宫、老人院,得到政府颁发的公共服务勋章。在乡侨中“乐善好施”的人受到尊敬,而“为富不仁”的人常被鄙视。 四、宗教信仰 老一辈海外文昌人象家乡百姓一样,只崇尚儒家学说,崇拜祖先,祈婆祖等神明保佑,举行拜祭仪式时则请道士、师父念经拜佛等,但不成一教之徒。二战后,受西方和居住国宗教的影响或感化,信教的人渐渐多起来。泰国是佛教之国,乡侨接受得下,都成佛教徒,年轻后裔也照样去当和尚一段时间,但他们仍保留汉人的传统信仰。印支三国的情况大致一样。不过越南拜“南海婆”、“兄弟公”之风甚盛。法国统治越南历史较长,西方宗教早已传人,老一辈乡侨有些加入天主教、基督教。新加坡提倡信仰自由,乡侨的信仰近二十年发生很大变化,信佛教、道教的人渐多,青中年加入天主教、基督教的也不少。有的家庭几种教徒,纯一种教的家庭已渐渐变少。不过从总量来说,仍是信仰东方宗教的人居多。印尼、马来西亚是穆斯林教之国,但华人的传统信仰与穆斯林教迥然不同,难以适应,所以极少去当穆斯林教徒,除非与其教徒通婚,身不由己。欧美各国,年轻一代文昌人加入基督教或天主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华人仍坚持拜祖先,儒家学说还是占领主导地位。 五、通婚、语言 二战前,华侨的婚姻都是在同籍贯的人群中结合,不同籍贯通婚很少,与侨居国民族通婚更少。二战后,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不同籍贯不同国籍之间的人通婚就渐渐多起来,华人与不同人种之间的通婚也不是新鲜事。到欧美留学或定居的文昌人,与白人、黑人通婚更是屡见不鲜。常常可以看见一个家庭里有几个国籍、几个民族和人种,象个国际大家庭。一家人聚集在一起,宛若开国际会议。在泰国、越南,华人与当地民族通婚较多。在新、马,华人间不同籍贯的人结婚已是普遍现象,只是主人是哪籍人就说他这一家是哪籍人。比如说主人是文昌人,就说这一家是文昌人。华人与穆斯林教徒通婚的极少。 泰国、越南、印尼,第一、二代乡侨讲方言,多数会讲华语普通话,第三代几乎都不会讲华语(包括方言),只讲居住国语言,大专文化程度的会讲一种外语(英语、法语或荷语)。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流行讲华语普通话,新加坡政府还提倡讲华语,所以新马第三、四代华人交际仍讲华语普通话。至于讲不讲方言,一要看家庭。二要看所居的地方或左邻右舍。比如闽人多的地方则讲闽语。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华人除讲华语外,普遍用英语交际。新、马中小学设华文课程,乡侨又重视子女的华文教育,新的一代阅读华文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东南亚其他各国,第三代华裔几乎不懂华文。 六、交际礼节 海外文昌人诚挚、热情、好客,待人接物讲文明礼貌,随风人俗,素为人夸。 登门拜访 事前以电话或托人通知对方,取得同意,方依时造访,不作不速之客,顺手带些水果之类的礼品。见面一一问好行礼,泰国行佛礼,新马行握手礼。握手男女有别,男人对男人要紧握有力,表示热情,男人握女人手,则男人伸手让女人握,不能紧握女人手,以手传情,会引起误会。访问时间长短要见机而定,不随便延长访问时间,使主人厌烦。主人要真诚相待,以茶水或设宴接风洗尘,泰国喜欢用冷水或冷饮,新马则用饮料。不是亲戚或远道而来的贵宾,一般不留吃饭,也有到酒店设宴款待。辞退告别,双方都彬彬有礼。 交谈 态度温和,姿态端庄,言辞文雅。坐时要打二郎腿,不能用脚底或鞋底面向客人。双手要自然,不宜双手抱怀,显出傲慢蔑视之势。谈话不宜大声粗气,夸夸其谈,手舞足蹈,更不宜用手直指对方。人家谈话时要精神集中,要谦虚,不要随便插嘴,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与别人窃窃私语,也不要用手挖耳垢、挖鼻孔、挖牙垢、搓手脚污垢等动作,被认为不尊重人家。坐谈时不要频频看表,显出不耐烦。话题不宜以家庭私事为内容,更不能表态。双方观点不一,又僵持不下,宜主动转大家兴趣的话题,不伤和气。开座谈会要按身份入座,不宜喧宾夺主。 请客吃饭 请客对象要讲究平衡,该请的不宜漏,被请者要准时光临;有事不能去要事前歉告,不能置之不理,引起误会反感。大宴必发柬贴,家宴口头相邀就行。赴宴衣冠要整齐,新加坡人不大讲究礼服,泰国人则要穿西装大衣系领带。隆重酒宴有敬酒安排,请客吃饭则随便,不拘不束。添酒要尊重客人,不要硬添。近年南洋喝白酒的人较少,以茶代酒较为普遍。敬烟已视为不礼貌。席上用餐较为随便,不必过于客气,但不宜挑食,不宜对菜肴批评,影响主人面子。主人给客人夹菜,一般是先夫人后先生。用餐时不宜说话,待饭菜咽下后才开口说话。嚼菜要闭口,喝汤要汤匙贴唇慢慢吮进去,不宜发生“扎扎”的响声,免得令人难听心呕。饭菜用完,主人不叫散席,客人不宜先离席。乡侨都有节俭惜物的习惯,在宴席上用不完的菜肴都打包拿回去。 坐车 轿车司机旁边的座位一般是秘书、保镖坐的,主人、客人都坐在后排座位,不宜请客人坐在司机旁。但若是主人开车,客人就应主动陪坐在旁边,不能让主人当司机,给自己开车。上车一般是先让客人先上,下车则主人开车门让客人下,老人要扶其上下车。 忌讳 在泰国,一忌摸头,被视为不吉利;二忌直目怒视,认为这是仇视。在澳洲,忌拍肩膀,忌搂肩膀,认为这是贱视。在星马,男人忌问职业和工资,女人忌问年龄、婚姻,因为这些是私事,不想别人知道,问则认为居心不良。信佛的人忌吃牛肉。海南人忌的谐音有:削梨忌切块,它与“分离”谐音;坐船忌讲“翻”与“沉”。如吃鱼不得讲“翻鱼”,吃糖不得讲“甜”,海南话“沉”与“甜”同音。坐车、坐飞机忌讲翻车、坠机之类不吉祥的话。 海外文昌人旅居主要国家和地区人数一览表 表17—1 国家(地区) 人数(万人) 主 要 聚 居 地 区 泰 国 50 曼谷、合艾、彭世洛、南邦等地,以泰南居多 马来西亚 35 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登嘉楼、居銮、怡保、古晋、沙巴、柔佛 新 加 坡 11 越 南 10 西贡(今胡志明市)和文庄、牙庄、平顺、顺海、富安等省 柬 埔 寨 2.0 金边 老 挝 0.1 万象 印 尼 3.0 望嘉锡、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 汶 菜 0.2 日 本 0.5 东京、名古屋、大坂 澳大利亚 1.O 墨尔本、悉尼 新 西 兰 0.1 美 国 4.0 纽约、洛杉机、三蕃市等地 加 拿 大 0.5 温哥华、多伦多 欧 洲 2.0 法国、英国、丹麦、荷兰、德国、卢森堡等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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